《吼声报》,我在抗战时期办报的珍贵记忆

        河北省永清县，地处京津之间，濒临廊坊，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后，冀中相继沦入日寇之手。日本强盗派重兵驻守廊坊、永清一带，他们烧杀抢掠，胡作非为，这里的人民受尽了日寇铁蹄蹂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寇的残暴行径，永清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抗日，建立各种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展开了抗日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吼声报》就是我们党在永清办起的一份地下小报。在抗日斗争中，她宣传抗日真理，激发人民的抗日热情，鼓舞人民的斗志，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我是《吼声报》的主编，负责编写工作，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

        1939年春天，我和张尚同志来永清帮助开辟抗日工作，那时的抗日政府驻在永清城西苏家务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永清县县长胡春航同志。在谈抗日宣传工作时，春航同志对我俩说：“你们两个组织办一个宣传抗日的报纸吧，政府出钱，你们来筹办。”我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后，就积极进行筹备工作。首先是选择工作地点。按照春航同志的指示，我们把地址选择在永定河畔一带的村庄。这一带树多林密，便于隐蔽，易与敌人周旋。地点选好后，我们就在河北堤一带秘密行动。首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力宣传抗日，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在这里站住脚跟。后来，政府也在这一带建立了地方武装，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买来了收音机、方电、圆电、油印机、油墨和纸张等用品。准备工作就绪后，春航同志对我们说：“经与党委研究，可以开始工作了。这个报纸就叫《吼声报》。”同时他还说：“张尚同志，你为社长，负责报纸一切用品筹措；雁秋同志，你负责编辑与出版。另外给你们派人刻写，再添一名工友，怎么样？”我说：“行！我笔名用耕夫，今后我的名字就叫李耕夫了。”春航同志说：“很好，就这样定了。”当时决定报纸两天出版一次。

        1939年6月底，《吼声报》正式出版了。首张报纸以《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为标题写了发刊词。几天后，七七事变两周年，我们又在七七这天的报纸上写出了《伟大抗日战争两周年纪念》等文。《吼声报》的版面规格，是用大白报纸，八开正反两版。其内容包括国际、国内新闻、抗日言论和地方（指五分区范围）抗日消息等。并在第二版用二分之一的版面设了副刊。副刊内容大部分是小品文、诗歌等，用来抒发抗日豪情和宣传民族气节，激发人民群众积极起来抗日。我曾记下了一首当时刊登笔名为老农的一首诗《抗战两周年，中秋节有感》：“中秋月下话窗前，夜半星移酒正酣。远风吹来呻吟气，一口月饼未咽完。国难当头我何乐？掷杯停饮怒冲冠。坚决杀敌上前线，收回天地复河山。”出版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县政府又调来陈作舟同志担任刻写蜡版的工作。作舟同志刻写速度很快，并能用铁笔在蜡版上刻一手漂亮的宋体字。印出后和铅字相仿。以后，又增加了一名工友帮助我们印刷、做饭。从此我们四个人固定下来。在我们四个人中，我是唯一的党员。编辑工作是由县委直接领导的。

        我们为了迷惑敌人，报社辗转在永定河北堤的一带村庄。常住仁和铺、韩台、查马房。其他村子有时也住，但时间较短。这一带群众基础好，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密切。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这些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为报社站岗、放哨、探听消息，有情况及时告诉我们，在生活上给予热情帮助，使我们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在此期间，我们还详细了解到，查马房村的教会传教士王济舟（此人1940年被聘为永清县议会议员）具有爱国思想，倾向抗日，这个教会管辖教徒村有三十多个。为了更深入更广泛地开辟工作，我们对王济舟神甫进行了多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能够支持我们的抗日工作。当时我们报社用的油印机、油墨、蜡版、收音机、方电、圆电都很紧张，当地买不到，我们就请王济舟以教会的名义去北平购买。我们还经常送《吼声报》给他看。实践告诉我们，群众是基础，没有一切爱国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报社的工作是十分艰苦的，除工作地点时常改变外，一切工作都在黑夜进行。每天太阳落山时，我们就钻进地洞开始工作，编写的编写，刻版的刻版，印刷的印刷，忙一整夜，黎明时将报及时发出。虽然人员少，工作繁重，但我们每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初期，我们印刷技术不熟练，只能印四百份。后来渐渐掌握了印刷技能，印刷数量逐步增加到六百份、八百份、九百份，最多达到一千二百份。当时报社的消息来自多方面。一是来自党政、群众团体和部队，尤其部队伏击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拔了据点，歼灭了守敌，俘虏了日寇或伪军，缴获了胜利品等胜利消息，都能使报社及时知道。1939年冬天，我军分区2营营长李少卿同志，率领全营于泥安村一带打了胜仗，他不但把胜利消息迅速传递给报社，还给报社送来一些胜利品，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另一个是，我们每天夜里用收音机收听广播。为了不使敌人察觉，用一根铁丝拴在树上当天线，边听边记，把延安的消息及时登在报纸上，有时也听敌人的广播，以便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面宣传。

        《吼声报》的读者很广泛。我县党、政、军、民、武的干部和区、村干部，群众团体、学校等都是我们的读者。

        办报期间，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在报纸上，注意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坚定抗日信心，使我们的后一代不怕艰苦，永远保持民族气节，坚持战斗到最后胜利，并把少年儿童抗日的英雄事迹登在报纸上。记得1939年秋，我和张尚同志去韩台村，行至东街西口外，见到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手握长木棍，守在村口路旁，像个小八路站岗的姿势，他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我跟张尚同志说：“咱俩试试这小孩。”在那时出门，必须携带通行证，否则是进不了村的。我俩到村口后，就一直向村里走，小孩将木棍一横说：“站住！有通行证吗？”我们说：“忘带来了。”小孩说：“没有通行证别进村，回你们村拿去。”我们说：“我们有要紧的事让我们过去吧。”小孩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要进村别怪我用棍子打你们。”这时我大声地说：“我们非过去不行！”随后就在小孩身旁分别抢着过，这小孩毫不在乎，抡起木棍左右开弓打在我俩身上，边打边喊：“来人哪！”这时村里跑出来几个人，一看是我们，就连说：“这不是外人。”我俩当即拿出通行证，笑着对小孩说：“你是一个坚决抗日的好孩子，是一个有硬骨头的好孩子。”对这个事，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题为《一个坚决抗日的硬骨头儿童》。

        那时报社人员少，环境又恶劣，对新闻直接采写的少，多是由县区各单位把消息写给报社，但是我们注意：一切消息必须来自实际，有人负责。

        1940年夏季，敌人疯狂大扫荡。日寇抓伕、砍树、拆房建堡，大增据点，修汽车路，架电话线，永清县的环境更加残酷了。报纸从此由两天出一期改为不定期了。到了秋季，县议会选举成立并调我和陈作舟同志去议会工作，《吼声报》由此结束。

责任编辑：辛果